2007年5月29日 星期二

死刑廢不廢?受害者觀點更顯重要

2007-05-29 中央廣播電台
儘管「廢除死刑」是總統及司法單位近年來所宣示的政策方向,不過民間對於死刑的存廢仍然存在相當大的疑問,其中最大的疑慮,在於如果廢除死刑,如何保障被害人的人權?而死刑能不能真正撫平受害人的心理創傷?是不是所有的犯罪被害人都贊成死刑?政府又應該如何在兼顧加害者與被害者的人權當中,尋求制衡點?

生命有免於受折磨的權利 死刑不能撫慰傷痛

來自美國的「犯罪被害者家屬人權協會(Murder Victims' Families for Humman Rights, MVFHR)」執行長Renny Cushing,他的父親在88年被謀殺,切身的感受讓他加入犯罪被害人家屬人權運動,希望以受害者的心情,幫助受害人家屬撫平傷痛,即使經歷父親遭到謀殺的心理創痛,Renny卻認為,受害者可以選擇要如何渡過未來的日子,不過即使將犯罪者處以死刑,也不能換回他的父親,因此他成為反對死刑的運動者, Renny說,台灣在228事件以及白色恐怖中,也有許多由政府下令殺害民眾的例子,面對228家屬在台灣民主紀念館發起的追思活動,Renny認為,如果希望對這些受難者表示尊重,就應該廢除台灣的死刑制度,將政府奪去生命的權利永久剝奪。『我覺得,如果就台灣的民眾來講,如果你希望對當時(白色恐怖)的死者有一個最尊重的追思方式,就是永遠廢除台灣的死刑。』

Renny說,每一個人都有生命的權利,同時也有免於受折磨的權利,國家不應該再以命令的方式剝奪人民的生命,讓仇恨不斷的延續下去,因此廢除死刑,就是限制國家剝奪生命的權利,也是寬恕的最好方式。

走向光明或黑暗 被害人可選擇未來方向

從被害人家屬的觀點推動廢除死刑,Renny認為剝奪兇手的生命,或許可以撫平被害人家屬一時的氣憤,但是報復思維卻不利於撫平心靈的創傷。相較於 Renny的說法,周大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郭盈蘭律師認為,被害人家屬可以選擇走向黑暗的復仇跟光明的寬恕,放下仇恨將更可以幫助受害人家屬撫平傷痛。郭盈蘭說:『當然走向黑暗的方向有很多吸引力,你選擇一時的爽快,然後把死刑犯去處死,可是你還是永遠的活在這黑暗中。』

郭盈蘭說,每一個人的選擇不同,走向光明並不容易,一定會有很多阻力,但是如果受害者努力朝向光明的寬恕,根據國外針對被害者家屬心理分析的統計資料顯示,選擇寬恕,更可以協助受害者家屬重新面對新的人生。

關懷被害者家屬 政府應避免流於形式

面對社會對於「廢除死刑」的疑慮,「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認為,社會對於廢除死刑的爭議在於如何保障被害者的人權,儘管目前政府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但是卻偏重消極而且屬於一次性的金錢補償,政府要廢除死刑前,應該先認清受害者到底需要什麼,什麼才是受害者需要的。林欣怡說:『台灣在犯罪被害人的保護這一塊上面,我們做的太少了,雖然我們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然後我們有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我們不能說他們沒有做事,但是我們可以想像的,一個犯罪被害人的家屬他所需要的不只是一次性的金錢的補償,他可能更需要的是社工的會福利的協助,那才是他們需要的。』

林欣怡表示,死刑犯家屬或者是受冤獄的當事人或家屬都是被害人,目前國內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根本無法承擔這麼繁重的工作,因此聯盟在推動「廢除死刑」過程中,也呼籲政府應該建構一套基於社會安全體系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以確實了解並滿足被害人或其遺屬的需要。

沒有親身經歷過,就無法真正體會失去親人的傷痛,在國際人權的潮流下,死刑犯要求赦免或減刑、不得判處18歲以下的人死刑、不得對孕婦執行死刑等,早已成為世界各國共識,時至今日,全球已經有128個國家廢除或停止死刑,站在被害者的立場,加害者沒有權利談論人權,Renny的做法,或許可以提供另一種反向思考,剝奪加害者的生命權是不是真的能夠撫平傷痛?生命還要延續,未來的道路也必須繼續前進,政府無法避免犯罪發生,在宣誓人權立國廢除死刑的政策方向前,政府應該審慎思考,如何關懷被害者家屬心情,協助渡過傷痛,讓家屬得到實質撫慰,才能讓「人權」的真諦得以完全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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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死聯盟:犯罪被害者家屬也贊成廢除死刑

2007-05-29 中央社記者陳慧真臺北二十九日電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重視犯罪被害者家屬訴求﹐今天邀請美國「犯罪被害者家屬人權協會」成員分享經驗。協會執行長瑞尼﹒庫欣(Renny Cushing)指出﹐反對死刑並非受到宗教感召﹐而是深信一個國家應尊重人權﹐保護人民﹐而非取走人民的性命。

廢死聯盟今天召開「Victims, we care!看見被害人」記者會﹐執行長林欣怡表示﹐廢死聯盟推動廢除死刑﹐同時重視犯罪被害者家屬訴求﹐也有被害者觀點﹐被害者家屬也贊成廢除死刑。

廢死聯盟上午記者會中邀請美國「犯罪被害者家屬人權協會」(MVFHR, Murder Victim's Families forHuman Rights)執行長瑞尼﹒庫欣(Renny Cushing)分享經驗﹐及旅美日裔攝影師﹑MVFHR成員風間聰(Toshi Kazama)展示作品。

瑞尼﹒庫欣表示﹐MVFHR的成員均反對死刑﹐他的父親在母親眼前被槍殺﹐他非常能體會失去親人的懮傷。但他認為﹐懲罰兇手並不能換回父親﹐只是造成另一個家庭的傷痛。

他指出﹐常有被害者家屬因發生事件而改變想法﹐但他從未因父親遭謀殺而改變信念。一個國家若能奪取人民性命就無法實現真正的民主﹐臺灣曾在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時期﹐以國家命令取走人民性命﹐對當時的死者最尊重的追思方式﹐就是廢除死刑。

瑞尼﹒庫欣指出﹐據他所知﹐臺灣近年來死刑執行人數將近零﹐去年則是零﹐希望能永久維持死刑零執行﹐引起國際迴響。

風間聰以他多年拍攝死刑犯和被害者家屬的經驗認為﹐以國家的力量懲罰加害者並非好的作法﹐建議被害者家屬「唯有真正的原諒才能撫平傷痛」。

風間聰的作品﹐包括八年來以美國青少年死囚為主題的照片﹐及2005年來臺拍攝死刑犯徐自強家屬﹑已被執行死刑犯盧正家屬﹑臺北看守所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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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14日 星期一

游媽媽探監,擁抱殺人兇手

2005-11-14 聯合晚報
游媽媽曾藏刀上法庭要為子報仇如今小愛變大愛…

記者陳珮琦/台北報導

「游媽媽,我可以抱抱妳嗎?」面對五年前殺兒兇手的請求,游林美雲先是一怔,待回過神來,她點點頭,個頭高壯的楊姓受刑人雙手緊緊環抱游媽媽痛哭,淚水沾溼游媽媽的肩頭,讓原本平靜的她,也不禁淚流滿面,「感覺到好像『阿德』回來了... 」

事情回到89年的耶誕夜,家住宜蘭員山的游林美雲,丈夫前一年才肝癌過世,留下她和三名子女,兩個女兒都嫁人,「阿德」是老么,也是獨子,高職讀了一年,為了分擔家計,決定先就業找工作。

患有癲癇症的游媽媽當時在桃園一家餐廳工作,「阿德」則到台北的姑姑家幫忙打工。就在耶誕夜那晚,「阿德」和表兄弟到附近的國中校園內烤肉,結果被楊姓少年持水果刀刺殺身亡。那年,「阿德」17歲,楊姓少年才15歲。

接獲兒子被殺死的噩耗,游媽媽幾乎完全崩潰,「阿德,你怎麼放下媽媽一個人! 」夜深人靜,游媽媽獨自在家門口聲聲哭喚,以淚洗面,經常半夜聽到「叩叩」的敲門聲,但打開門一看,什麼也沒有。家人怕她想不開,把她接回娘家住,但游媽媽幾乎每晚都是哭著醒過來。

失去兒子的游媽媽每天像行屍走肉,淘洗好的米不知怎麼地竟會倒進抽水馬桶;到百貨公司童裝部竟向店員硬拗,把展示童裝的四具模特兒買回家,她將模特兒都換上「阿德」小時候的衣服,以為「阿德」依然在她身邊,「家人都以為我起肖了! 」更慘的是,這時游媽媽竟還接到詐騙集團的電話,被騙了好幾萬元。

第一次出庭,游媽媽心中只有仇恨,她在皮包內偷藏水果刀要為兒子報仇,幸被家人發現制止;在法庭上,她第一次看到楊姓少年,「個頭這麼小,怎麼會那麼凶狠?」游媽媽難以諒解,而當時她眼前只是不斷浮現「阿德」的影像。

一直到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更生團契志工邱松山、陳飾鍊夫婦的出現,游媽媽的心鎖才開始得到解放。雙方第一次正式調解時,楊的父母當場下跪,請求游媽媽原諒,游媽媽上前抱住楊媽媽,兩個媽媽痛哭失聲。

歷經20個月的時間,雙方終告和解,楊姓兇手也因殺人罪被判刑9年入監,從邱松山夫婦和其他志工的口中,游媽媽得知楊姓兇手的父親因車禍截肢無法工作,全家都靠楊媽媽賣玉蘭花,挑起家庭經濟重擔;這樣的際遇就如同她丈夫罹癌一拖就是五年,原本生活就不寬裕,更因此耗盡家當,得靠她到餐廳打零工,將心比心之下,游林美雲對楊媽媽漸感同情。

「給他一個機會,也是給自己機會。」更生團契志工的愛與耐心,感化了游媽媽,她除了提醒楊媽媽要多去監獄探望兒子外,自己也不禁會想到「他不知過得怎樣?」

去年6月21日,游媽媽不顧家人的強烈反對,在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更生團契的協助下,南下高雄明陽中學(少年監獄)探望楊姓兇手,事前,游媽媽還寫了封信給楊姓兇手,告訴他,「我已原諒他,而且要去看他。」

「沒想到他長得這麼高了,他看到我的時候,樣子很尷尬,頭低低的反覆著說:「我是無心的!」」游媽媽輕拍著他的肩膀,告訴楊姓兇手:「不管無心,還是有心,事情都過去了。」話才說完,楊姓兇手眼眶原本打轉的淚水掉了下來,游媽媽反過來安慰著他「在這裡吃得好不好?有沒有乖乖的?」楊姓兇手點點頭,突然反問:「游媽媽,我可以抱抱妳嗎?」這句話,游媽媽先是一怔,回過神點頭答應,楊雙手緊緊將她環抱,泣不成聲。 
游媽媽沒淚沒恨 忙做志工

 一路上整顆心上上下下,並非因為北宜公路的9拐18彎,而是為游林美雲的這趟採訪,她得再次掀開喪子傷痛的傷疤,自己彷如在傷口撒鹽;直至在教會等待時,看到她騎著機車,笑目眯眯地走來,才讓人安心了一半,她還爽快地回答說:「沒有恨了啦! 」

個頭嬌小的游媽媽,留個很像小男生的短髮,在冬天的太陽下,顯得格外精神奕奕;從員山老家騎機車到宜蘭市區,花了20分鐘,游媽媽說,菜園種菜,一早她還先好除草,才趕過來。

講到之前買了四具童裝模特兒,現在她還保留一具「坐」在客廳,穿上「阿德」小時候的衣服,游媽媽說,「阿德」小時侯的衣服大多送人了,照片也收起來,「雖然曾想透過靈媒,看看阿德現在過得好不好?但後來又想到,『知道了又怎樣!』還不如不去想,讓自己過得好最重要 。」

游媽媽心情平靜,陪在一旁的志工還擔心她講到「阿德」的事會情緒失控,但游媽媽接著還說到,曾半夢半醒之際,聽到「阿德」跟她說:「媽媽,妳一個人要好好照顧自己,不要再哭了。」

現在的游媽媽早已收起淚水,因醫生囑咐她要好好休息、不要太操勞,所以辭去在農場工作,「我每天都很忙」游媽媽興沖沖地說,有時候寫信給楊姓兇手時,「想用的詞句寫不出來,就打電話到監獄,拜託老師轉達」,游媽媽還跟著邱松山當志工、參與教友和志工的活動。

看見一位生長在農村的傳統婦女,能拋開仇恨,用愛接納殺子兇手,對其展現的大愛,除了感動,還是感動。

信,流露母子情誼

 「我是阿德的母親,你一定感到很意外吧!」這是游林美雲決定要去監獄探望楊姓兇手前,寫給他的第一句話,游林美雲在信中提到「我會寫信給你,是因為要告訴你,下個禮拜會去高雄看你,許多親朋好友知道我要去看你,都覺得我很無聊,為什麼要去看一個傷害我的人。」

遭遇喪子之痛的游林美雲,在歷經頻臨崩潰、發瘋之後,放下心中仇恨,寬恕殺子兇手,還用愛關懷他,不擅言詞的游林美雲和楊姓兇手,透過書信流露情同母子的真情。

游林美雲在信中娓娓道來:「想到你的父母,也因你吃了不少苦,我真的很不忍心,決定來看你,並把你當兒子一樣關心,希望你重新來過,有機會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楊姓兇手在給游媽媽的信中說到:「您的包容、您的愛,給我的不只是愛,也給了我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很多的鼓勵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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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22日 星期日

攝影師Toshi Kazama

Toshi Kazama身為一位專業攝影師、同時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他希望以攝影來提醒世人,美國社會的槍枝、犯罪、毒品等問題,都源於社會未曾教育人民生命的價值。
自1996年起,Toshi以青少年死囚為主題,進行了長達八年的攝影計畫。他走遍全美監獄,拍攝下二十多位青少年死囚的黑白照片。在那些年輕的臉孔背後,Toshi去瞭解體會他們的成長背景與環境,他看到貧窮、破碎家庭、冤錯;犯罪跟清白只在一線之間,死刑更顯得無理荒謬。同時他拍攝電椅、藥物注射台等行刑器具,將死刑無可開脫的殘忍呈現在觀者面前。Toshi還拍攝許多位受害者家屬,他在他們身上看到,死刑不能平撫仇恨,在死刑之外,社會為他們做得如此之少。
Toshi的作品獲得國際特赦組織 (Amesty International) 重視,於A.I 網站上長期展出他的作品http://www.amnestyusa.org/abolish/juveniles/。Toshi亦多次受邀在全美各地、甚至日本、加拿大等各國家舉行演講。2004年第二屆廢除死刑大會(Montreal 2004, Second World Congress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於加拿大舉辦,Toshi更受邀展出攝影作品。2004年底,台灣替代死刑推動聯盟安排Toshi首次來台。

你看見死刑的顏色嗎?
王劭文(人本教育基金會工作人員)

參與Toshi主講的座談會,寫出了非關立場,而是從同理心的角度回問自身,無論是死刑犯或是風間先生本身帶來的訊息。
今天(2005.5.22)下午我去了替代死刑聯盟辦的一場演講--你看見死亡的顏色嗎,講者是旅美的日本攝影家Toshi Kazama(風間聰)。他是個在紐約有妻兒的異鄉人,因此對於當地的社會議題相當敏感,當初選擇死刑為主題時,做了一番研究,最後選定探討少年死囚,數年來進入與社會隔絕的鐵幕拍攝了20位少年死囚。
這位攝影師很有人味,我本來請主辦單位關燈,讓他的作品可以好好呈現,結果他們說問過Toshi,Toshi希望多與聽眾直接接觸,所以要求燈光不可調弱。我很是意外,專業攝影師不以作品為主,而是以人為本。正如他的感受,他鏡頭中的孩子們都跟我們對囚犯的想像很不一樣,他們就像一般人。他在訪視第一位少年死囚時,很訝異在他面前的是個平凡的孩子,就像兒子班上的男同學,在那瞬間發生了一項轉變,他開始要求自己站在對方的立場,為對方設想,他表示這樣的心態轉變使他開啟了諸多人的心房,大大影響了他此後的際遇。死囚的家庭有幾個共通點,家境貧窮和所受教育貧瘠這兩點是大家所共知的,但是與死囚的互動中,他發現這些孩子們都很渴望被愛被關懷。他覺得這些家庭都缺乏了愛人的能力,有些受刑人家屬受訪時淚眼縱橫,但拍攝結束後便轉身跟友人談笑,討論去哪吸毒。他在想,如果那些孩子成長於愛的環境中,他們或許會有很不同的發展。他也認為如果我們多去了解受刑人的故事,我們比較可能找出犯罪者的起因,試著根除,以避免許多慘劇的發生。
Toshi說,他根本不在乎我們在贊成和反對死刑中挑了哪個位置,他強調的是,我們不是受害者或其家屬的話,就不能為這些人決定加害者該不該死(有些受害者家屬其實因為輿論壓力而不敢大聲說:他們不需要加害者以命還命),而受害者家屬在囚犯被處決後都表示,感受完全沒有比較好,反而更加失落。另一方面,他說我們多數也不是親自行刑的人,如果支持死刑的話,就要有種自己動手,若沒辦法,就不要成為死刑的幫兇,而顯然我們目前都是幫凶,大家為了自己的生活,輕忽其他生命。事實上的死刑執行方式也反映出人們不敢殺人(執行死刑),電椅有兩個開關,其中一個其實沒有用,行刑者不知道哪個接到了電椅,兩位行刑者同時打開開關,這樣他們可以相信自己有二分之一的可能性沒有奪去另一個人的生命,藉以減輕罪惡感。台灣的槍決也是相同的作法,有一把裝的是空包彈。
被問到有何特殊的成長背景,Toshi表示,年少時在寄宿學校中幹了壞事,差點被趕出宿舍,他選擇坦承跟校長講,校長沒有懲罰他,反而原諒了他,這讓他感受到這個世界的溫暖。Toshi這個計畫完全沒有任何機構的贊助,他義賣主題T恤來籌款,目前很多時間花在這個計畫上,此外他還敎導視障人士攝影,少數時間會接商業攝影工作。我絕對無法真正感受到Toshi、他的攝影主角和其周遭人物的經歷,如果我現在強烈的說什麼,恐怕都落於矯情。我對這個社會的關懷目前僅透過機構來施展,就像很多人,我很容易冷漠…。”已經長大”的人如何能在沒有類似Toshi的成長經驗下,仍發掘並發展自己關懷人群的熱情?擔心這個生命最終會有未能自我實現的遺憾,我不禁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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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日 星期四

青春最後的照片-少年死囚的漫漫長路

青春最後的照片-少年死囚的漫漫長路
文◎婁雅君(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二00四年十二月二日週四晚上,旅居美國的日裔專業攝影師Toshi Kazama帶著他八年來,走遍美國監獄為美國少年死刑犯拍攝的照片,為台灣民眾帶來一場影像演講。
少年殺人犯是長什麼樣子?「在我面前的,只是個極為普通的小男孩,」長的很清瘦的Toshi Kazama,說起話來非常緩慢,在他背後是一幀幀巨大的黑白影像,台下的民眾突然驚覺,原來一直倡議自由民主的美國,竟然還有許多的未成年犯名列死刑名單中。照片中的少年,就跟你我身邊的孩子一樣,純真無邪,最想要的就是一雙nike球鞋,可是他們今天卻成了死刑犯?為什麼?Toshi 娓娓道來一個個貧窮的青少年,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在最青春的年紀裡,成為美國監獄裡的重刑犯?

Micheal要的只是一雙NIKE的球鞋

Michael,一個臉上稚氣未脫的孩子,只有一百五十五公分高。黑白照片中,還隱約看得見那屬於少年臉頰上的斑點,雙腳穿的是最受時下年輕人歡迎的NIKE球鞋。在他照片後面的,還有他的外祖父母,以及他寫給外祖父母的信。用鉛筆寫的信中,他文法語句不通、拼字錯誤連連:我要一雙有這個標誌(畫上NIKE的標誌)的球鞋。信封旁畫著和平的標示,寫著「PEACE」。

Michael是Toshi Kazama第一個拍攝的少年死刑犯。一九九六年Toshi Kazama經過八個月的交涉,通過獄方重重阻擋後,終於得以跨進阿拉巴馬監獄,這所號稱全美高度警戒的監獄。他以為自己見到的將是銬著手鐐腳鐐、面目猙獰的犯人。


「可是在我面前的,是個很普通的小男孩,就像我孩子班上的任何一位同學一樣,那樣地普通。」Toshi Kazama描述第一次見到Michael的印象。


面對眼前的Micheal,Toshi Kazama心想:我如果是他,一個等待著處決的少年,會希望別人怎麼對待我呢?Toshi Kazama於是緊緊握著Micheal的手、給他一個擁抱,並親著他的臉頰。
「這樣的擁抱和接觸,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在美國有些州,按照監獄規定,死刑犯的家屬是無法接觸到他們的,每次見面只能隔著玻璃、通電話,直到他們被執行死刑的那一天,他們的家屬才能真正碰觸到他們,而這個時候,他們的家人,已是一具冰冷的屍體。


因此,當Toshi Kazama得以進入戒備森嚴的監獄,甚至能接觸到連家屬都無法接觸到的少年死囚時,他知道這些單純的擁抱和握手對他們的意義,因此他堅持,「將他們作為一個人對待」,而這也是後來Toshi Kazama拍攝其他少年死囚時,和他們的相處方式。
面對一個可能消逝的生命,家屬卻選擇中途退出
Toshi接觸的第一個少年死刑犯Micheal,母親在生下他時,只有十五歲,加上濫用毒品,使Micheal一出生,腦部一部份就無法發揮功能,他的IQ只有六十七,相當於小學二年級的程度。這在Micheal居住的小城鎮,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事。


讓Micheal變成死刑犯的是兩個犯罪現場及兩起兇殺案,死者分別是七十六歲的老太太和七十歲的老先生。這兩件兇殺案發生時,Micheal都在現場,根據他給警方的供詞,他知道是誰犯下了罪行。即便是犯罪現場採取到了不屬於Micaeal的手紋,可是檢察官卻只對他一人提出告訴,陪審團後來認定Micheal有犯罪事實,判他終生監禁。可是這樣的判決,卻遭到法官駁回,而將Micheal處以死刑。


在為期三週的審判中,Micheal的外祖父在第三天,便因為覺得案件沒有希望,而選擇中途退出,不再參與審判。即使,那意味著外孫的生命,將在不久之後消逝於這個世界…
類似的問題,普遍呈現在Toshi Kazama所拍攝的二十位少年死囚的身上。


Christin,凝視著鏡頭,豐腴的臉頰上,帶著淡淡的微笑,她是美國最年輕的女性少年死囚,十六歲那年,Christin連同男友將曾經介入他們關係的第三者女孩聯手擊斃,她並用石頭重擊受害者頭部,並將頭皮撕開,取出一塊頭骨放在自己口袋裡。


我們無法從Christin的表情上,分辨出犯罪者的特徵;只知道她對愛有很強的渴望。我們也無法從她的犯行中,全然地將罪惡歸咎於她一人。在Toshi Kazama的拍攝工作中,他看見了每位少年死囚背後籠罩著那片巨大的死亡陰影,接觸了少年死囚的家屬後,Toshi Kazama更瞭解到這片陰影的聚成,導致了鏡頭前每一張年輕臉孔的出現。簡略說來,他們都很貧窮,上一代的教育程度不高,他們生長的環境缺乏愛。


Toshi Kazama造訪了Christin的母親,鏡頭前的母親,會流淚,會傷心。但是當鏡頭停止拍攝後,Christin的母親便和身旁的男友笑鬧了起來。當被問到多久去看女兒一次時,她沈默了。家屬的沈默,也讓獄中的少年死囚背後那片陰影,更加巨大了。


然而,家屬的愛與力量,卻也能讓少年死囚擺脫死亡的陰影。Toshi Kazama所拍攝的二十位少年死囚中,Shareef在經歷兩年半的牢獄之後,最終獲得釋放。


紐奧良的一個地區發生了兇殺案,由於是觀光區,警方在壓力下極力要找出兇嫌。案發時,Shareef正在打籃球,而當時有超過一百個人以上看著他打球,但是檢方卻要求證人做出對Shareef不利的證據,Shareef因此名列少年死囚名單中。


「我從一開始就知道Shareef是冤枉的,但是他最後能獲得釋放,是因為他有一位很愛他的姊姊!」這是Shareef比其他少年死囚幸運的地方。Shareef的姊姊用盡各種方式,找到了一位終其一生都在為他人義務辯護的律師,也讓Shareef重獲自由。
來自Sean Sellers,一封美好的信整座奧克拉荷馬監獄建立在地面之下,為的是遏止受刑人逃獄。Sean Sellers便是在這座監獄裡等待死刑的到來。照片中的他,稍稍地側身,右手在身後插著腰,左手的大姆指帥氣地放進牛仔褲前面的口袋中,臉上的微笑是那麼自然和安詳,讓人絲毫感覺不到死亡。這是Toshi Kazama為Sean Sellers在人世留下的最後的一張照片。

當時Toshi Kazama在拍完照片後不久,就收到了Sean Sellers的來信。Toshi Kazama形容:「我只和他見過一次面,並為他拍照,而這封信是我所收到最美好的一封信…」Toshi輕聲唸著Sean Sellers的信


我很高興,能看到你的作品。你似乎是有溫和的靈魂和許多熱情的人,這些都是可以讓這個世界更美好的東西。我即將被處決,這些照片可能是我這輩子最後的照片,但是至少可能是最好的照片。有了這些照片,我的朋友跟家人可以受到這些照片的保佑,謝謝你,Toshi。這封信為Toshi Kazama帶來極大的鼓勵,也成為他日後堅持繼續拍攝少年死囚計畫的動力。


可是當Toshi收到這封信後不久,Sean Sellers的律師打電話給Toshi,告知他Sean Sellers即將被執行死刑,Sean Sellers希望Toshi Kazama能以朋友的身份到場,為他的死亡作見證。


「我希望我見到的、拍到的人,都不會被執行,而他是第一個…我只見過他一次,幫他拍照。他竟然會要我以朋友的身份去見證他的死亡,這代表他根本沒有朋友!這是個很艱難的決定…」


Toshi Kazama最後拒絕了Sean Sellers,因為那時他覺得若他真的看著Sean Sellers在他身旁死去,他手邊拍攝少年死囚的計畫,將無法再進行下去,他寫了封信給Sean Sellers:「我希望我能以朋友身份在場,但是我沒見過任何人在我面前被殺,這跟死亡不同…如果我去了,我會將自己給逼瘋的,…我會在那一刻,在紐約的家中,安靜地想著你…」


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星期二,奧克拉荷馬半夜,紐約凌晨接近一點鐘。Toshi Kazama在紐約的家中清醒著,家人在旁邊都睡了。他靜靜地盯著牆上的時鐘,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當時鐘指到一點整, Sean Sellers的死刑開始執行,第一劑化學藥劑,注入他的身體;一點零五分,第二劑化學藥劑注入;一點十分,第三劑化學藥劑,注射進他的體內,然後肺部傳出「砰!」爆裂的聲音;一點十五分,宣告Sean Sellers死亡…


Sean Sellers被執行死刑後,Toshi Kazama有三個月感到非常地沮喪,無法繼續進行拍攝計畫。最後讓他重新拍照的是他手邊那封Sean Sellers的信,「這封信告訴我,我做的事對社會是有意義的,他給了我很大的激勵,讓我能夠繼續我的計畫。」
選擇電椅?還是注射化學藥劑?Toshi Kazama拍攝的少年死囚中,已有三人被執行死刑。在他拍攝的照片裡,還有執行死刑的工具。不同的監獄,執行死刑的工具不同。一間小房間內,一張看似手術床的設備,便是執行注射化學藥劑的刑場。Sean Sellers還在人世的最後一刻,便是躺在這樣的一張床上。

簡單的一張床上,橫列著數條固定受刑者身體的固定帶。床的兩側,像手臂般地伸出了兩條板子,板子上的圓環,是為了牢牢地將受刑人的手臂圈定在板子上,因為,三劑化學藥劑,每隔五分鐘,就會經由受刑人被圈住的手臂,注射至體內。


黑白照片中,白色的小房間內,除了黑色的床,還有掛在白色牆上的兩具電話。獄方人員說,一具電話可接通典獄長辦公室,另一具則是直通州長,這也是受刑人在被執行死刑前唯一的生還希望。因為只有州長有權在行刑前,暫緩死刑的執行。


掛在牆上的電話,在死刑執行的前一刻,被期待著能夠鈴聲大作,這不僅代表挽回一個珍貴的生命,也代表著那些執行死刑的人,今天無需成為「執行者」。


期待中的鈴聲,曾經響起…像是傳統戲劇中,斬於市的犯人,低著的頭顱,和大刀高舉的劊子手,在一匹快馬嘶鳴中,帶來一句清晰而力道十足的:「刀下留人!」寬慰了那些在死亡邊際、緊繃地幾近脆裂的人心。鈴聲響起時,那些以為逃離死亡陰影的受刑人、執行者,在滿懷著希望的同時,電話一頭傳來的竟是:「我只是要確定,今天的死刑會準時舉行。」
人類的殘忍,莫過於此…


一幅被命名為「Yellow MaMa」的照片,是阿拉巴馬監獄為電椅起的名字。在這個小房間裡,Toshi第一次進來就聞到電線的燒焦味,這便是執行死刑時,受刑人全身通電後,遺留在房間內屬於死亡的氣息。


執行電椅通電的是兩個按鈕,每次執行死刑前,會有兩位執行者一同啟動,在隨機抽樣下,只有其中一個按鈕會讓電椅通電,但是兩位執行者並不知道是誰按下了那個啟動的鈕,因為誰也不想成為殺人的那個人。


以電椅為執行工具的監獄,認為注射化學藥劑是不人道的。根據他們的說法,電椅一經通電後,立刻腦死,受刑人並不會感到痛苦。但是注射化學藥劑需要歷時十五分鐘,對受刑者來說,時間過長。再加上需要經由受刑人手臂注射,如果管子沒插好,還會拖延時間。此外,當第三劑化學藥劑注入體內時,肺部會崩掉。


然而以注射化學藥劑為執行工具的監獄,則認為電椅不人道。因為坐在電椅上的受刑人,一經通電後,眼珠會彈出來,全身燒焦,身體的液體也會隨之流出。但是化學藥劑頂多只是身體內部的損害,身體可以保持乾淨。


聽到這樣的說法,Toshi Kazama不禁想問:「你試過嗎?有哪種殺人的方式是人道的?不管是假以戰爭、宗教、正義之名?」
受害者家屬二十位少年死囚,每個人都帶著不同的故事遭遇,Toshi Kazama不但拍攝少年死囚和他們的家屬,也拍攝犯罪現場,以及受害者的家屬。拍攝少年死囚,Toshi Kazama感受到他們身後那片巨大的陰影;而拍攝犯罪現場時,他看到了美好的生命被剝奪,這也同樣讓他感到悲傷。
照片中的女孩身材嬌小,十足的東方臉孔,她是一名全家慘遭殺害,唯一倖存的越南女子。兇殺案發生當晚,這名女子因為躲在冰箱內,才從槍口下逃過一命。


「我能遇到這個女孩子,是我人生很大的保障,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在一個晚上她失去了所有家人,她花了一年時間,才走出來。但她身上的傷痕永遠存在,但是她希望對周遭社會有所貢獻,將自己的悲傷仇恨轉化成力量,貢獻給社會其他人!」


Toshi Kazama看著照片中瘦小的身影,不斷地重複:能遇到這名女子,對自己的生命來說是多麼美好的事。Toshi Kazama說:「如果今天我也是受害者的話,我希望能和她有相同的勇氣!」


「許多受害人或家屬會覺得社會或其他人對不起他們,所以他們有權以更粗暴的方式對待別人。受害者家屬的反應各不相同,但我尊重他們。」Toshi Kazama提到,他和許多受害者家屬碰面,他們起初都有種以牙還牙的心態。在加害者被執行死刑前,他們都認為要用死刑這種方式,才能得到痊癒。但是一旦死刑執行後,他們反而說「這根本沒有任何改變,因為我們最愛的人已經走了…」
死刑能解決犯罪問題?照片再度回到Micheal那張稚氣未脫的臉,在這張照片中,Micheal笑得開心極了。在第三次審判,Micheal改判終生監禁,似乎這個生命擺脫了死亡的陰影,但這是否就是所謂的Happy Ending?

Toshi Kazama所拍攝的少年死囚,沒有刻意的表情,也沒有刻意的姿勢,就像任何一個你所見過的少年孩子,那樣地普通。但是,他們的背景是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這麼做?還有受害人的情況…都是他在拍攝這個主題時所關注的問題。


Toshi Kazama所拍攝的二十位少年死囚中,有人已擺脫死亡的陰影,從死亡名單中被剔除;也有人早已不在死亡名單上,而是永遠地消逝於這個世界;還在名單上的,依舊為身後那片巨大的陰影籠罩。而這片陰影,同時也籠罩著不同社會的每個人。Toshi Kazama說,他拍這些少年死刑犯不是要說服大家都來反對死刑,而是要大家思考這些少年犯為什麼犯罪,這些少年大多數家中貧窮,極度欠缺愛,死刑最終並沒有解決這些犯罪的原因。而這也是Toshi一直強調愛與和平。
(原文刊登於司法改革雜誌雙月刊第54期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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