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不管死不死刑，若對社會安全的企求是我們的共同目標，那我們就必須要對話，來釐清心中的懷疑和害怕。牛小妹的媽平時不安於室，參與許多社會運動，關切的人權議題也很多元，廢除死刑是她的信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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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小妹的媽
小四媽咪，
透過playgroup跟你們一家人結識，是種難得且令我珍惜的緣份。雖然我們相聚的時間有限，但對於孩子的教養和親職觀念我們有很多相近的想法，讓我彷彿遇到知音。
妳為了小四的口語治療，辭去工作專心照顧他、帶領他；從親餵母乳到現在幾乎餐餐親自下廚；妳注重食品營養與衛生，盡量購買有機蔬果；妳堅持不打罵孩子，盡量溝通、講理，並且為孩子組織playgroup，甚至主動規劃活動；妳注重美學教育，送孩子上打擊樂和繪畫課程；妳不急著讓孩子學英文，反而希望孩子多從外公外婆那邊學習客家話；妳注重孩子的生活環境，所以妳參加反核遊行，連署反對美麗灣和北投纜車的興建；妳告訴孩子要愛護生命，跟孩子討論流浪動物的議題；妳認為孩子接觸自然的機會太少，不應該花時間在電腦、電視機前，每逢假日，妳總是帶著小四出外踏青。在很多方面，妳簡直是我的偶像和親職教育標竿，同時，我非常感激妳可以即時提供我育兒的相關訊息、給予我適切的支持。
當然，我們偶爾也會有意見不同的時候。
去年底，台灣發生割喉殺害兒童的案件，美國發生校園槍擊案件，印度新德里發生駭人聽聞的輪暴與重傷害事件，雖然犯下案件的加害者都迅速遭到逮捕或已經死亡（美國槍擊案兇手飲彈自殺），但面對手無寸鐵的人—且大多數是孩子—遭殘酷殺害，身為女性和母親的我們感到非常震驚、心痛。就是那時候，妳憂心忡忡地問我對於死刑的看法，對於我反對死刑的立場妳驚訝不已，彷彿我是個沒有正義感、沒有同情心、沒有是非的人，竟然對於被害人的遭遇毫無同情，竟然不擔心治安敗壞。突然之間，我們過去的情誼以及對於很多事情的共識、生活與心情的共享，都因為死刑存廢立場不同而一筆勾銷，甚至幾乎對立起來。
我很珍惜與你們一家人的情誼，不希望妳有這樣的誤解，所以藉著這封信，我想跟妳聊聊我的看法。
妳記得嗎，我們剛認識時曾聊過，當了父母，心會變更軟、哭點會變低、會更怕死—怕沒人照顧孩子，但也會因此變得更勇敢，的確如此。當我們看到媒體報導無辜的孩子受到傷害，無論是遭身邊親友虐待、傷害，或是遭到陌生人惡意傷害甚至殺害，還是不幸遭逢意外死亡，我們曾經一起看著報導感嘆，尤其是自己有了孩子之後，更無法忍受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任何孩子身上，彷彿那受傷害的是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會為那個孩子、為他的家人紅了眼眶、碎了心腸。但是，畢竟我們不是被害人家屬，不能理解他們真正的痛苦，我只能想像、試著同理被害人家屬的心情。我們只能跟著他們掉淚，什麼也幫不了。當妳説有死刑才能給被害人正義、給被害人家屬撫慰，我無法反駁這樣的說法，因為我不是被害人家屬，我沒辦法確定死刑是否真能有這種效果。
最近最高法院首次開死刑案件的言詞辯論庭，我在寒風中排了很久的隊，終於在兩次候補之後進入法庭旁聽。檢察官與辯護律師團分別陳述完見解之後，下半場的結辯時間，檢察官邀請被害人的老母親和妹妹到場。老母親坐在一旁頻頻拭淚，由妹妹上前代表發言，聽者無不鼻酸。
我知道妳是個富有同情心與正義感的人，因此想跟妳分享這個經驗。
被害人的妹妹黃女士説，姊姊遇害之後，她必須照顧原本就是單親現在又失去母親的外甥，因為擔心孩子上學時遭受同儕異樣眼光與對待，造成二度傷害，所以必須幫外甥轉學，同時不敢透露孩子轉學的原因。已經上小學的外甥因為這個案件的影響，竟然幾度無法自理排泄，失禁還不自知，看過醫生才知道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這個孩子一生毀了」，黃女士哭著敘說外甥的處境，令人不捨。黃女士説，因為照顧外甥，連自己的孩子都質疑，為什麼媽媽對表兄弟比較好。
類似的經驗我有過，我的三叔曾經因案入獄，孩子只好托我的父母照顧，堂弟跟我們住過一段時間，在那期間，我的父母照顧他的生活起居、負擔各種開銷，身為老大的我要帶著他和妹妹一起上學放學，當時不懂事的我曾經抱怨，父母為什麼對堂弟比較好。
被害人家屬的生活和家庭因為案件發生受到極大的影響，處境令人同情。在法庭旁聽時，我除了為被害人家屬感到難過，也很憤怒。被害人遺留的這個孩子，就如同許多被害人的孩子與親人，顯然應該要受到妥適的照顧和專業心理治療，但是沒有或者顯然不足！
黃女士繼續説，姊姊遇害之後，她不僅要照顧外甥，同時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要照顧，加上年邁的母親，「姊姊不在，所有重擔都在我身上。
家庭照顧和經濟的負擔，全得由她承擔。不只有形的生活物質，還有精神和家庭關係的多重壓力，可想而知，那是多麼讓人喘不過氣的重擔！我想，妳同時要照顧年幼的孩子和生病的婆婆（雖然請有外勞阿妮幫忙），有時還要回娘家探視兩老，應該很能體會家務與家庭照顧責任兩頭燒的壓力，被害人家屬還要加上因為家人遭遇不測所導致的心理壓力，想必更加辛苦。
最後，黃女士要求法官繼續判被告死刑，因為她擔心被告萬一改判無期徒刑，未來假釋出獄恐怕對他們家人不利，「希望法律還給被害人一個公道，幫幫我們！」
聽完被害人家屬的陳述，除了不捨與心疼，除了跟著掉淚，我不知道現場有多少人跟我一樣感到憤怒。憤怒的是，我們到底為被害人家屬做了什麼？
為了瞭解國家對於犯罪被害人到底有哪些保護措施，我上網找尋答案。我看到的是，犯罪被害人保護是法務部負責的業務之一。我們有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被害人依法可以申請補償金，台灣各地幾乎都找得到「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設置在地方法院檢察署裡面，經費來源為法務部、內政部編列預算和捐贈等收入，他們與義務律師合作、招募志工、舉辦被害人聚會活動等。
但是，如果妳跟我一樣在乎被害人權利，應該也會覺得這樣還是不夠，台灣政府的「被害人保護」只給予一次性的金錢補償，如果家屬另有保險理賠金或和解金，則要從補償金額中扣除；因為政府的被害人保護制度對於被害人與家屬的需求不夠瞭解，無法針對個別需求提供適切的照顧，便無法實質協助他們重新生活。就像我前面提到法庭旁聽的那個例子，被害人家庭的需求是多重的，現在被害人保護制度投注在心理諮商和輔導工作不足，對於協助減輕被害人家屬的家庭照顧重擔也拿不出方法。
我不滿意這樣的被害人保護，同時，更感到憤怒，因為法務部左手負責被害人保護業務，右手負責執行死刑，卻只會拿「死刑」給被害人家屬交代。就算執行了死刑，被害人家屬的處境仍然沒有改善！
我覺得，妳跟我一樣雞婆，對於正確的事情願意站出來支持，我們都相信，身教重於言教，做錯事情接受處罰是應該的，但是處罰的手法必須合理，目的是為了有效改善行為而不是為了羞辱、貶低人格與尊嚴。所以我無法一邊教導孩子説，打人、殺人是不對的，一邊卻容許體罰和死刑的存在。身為父母，我們擔心孩子受到傷害，治安不好人人都是潛在受害者（但事實是，死刑存在無法遏止犯罪，而且目前台灣犯罪類型比例最高的是車禍、毒品、竊盜和詐欺），但是，制度不好，我們難道就不擔心孩子不小心成為犧牲者？我指的是像蘇建和、盧正、江國慶這樣的例子。
最後我想要説，認識你們一家人，是我的福氣，你們夫妻善良、有正義感、勤勉工作、奉公守法，為了孩子，你們做了很多努力，令我佩服。我們彼此對於一個理想社會的想像、對於公平正義的堅持，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我覺得真正能夠減少孩子受到傷害，是建設一個和平、公平、人們彼此尊重（當然包括尊重不同族群、背景的人，甚至不同的物種）的社會，這個目標當然不是一蹴可成，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和改善，我們只能盡力、不放棄希望，就像每個世代的前輩那樣，為我們的下一代努力。
祝 新年平安
牛小妹的媽
2013/1/9
2013/1/9
延伸閱讀：
*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 （資料來源 ）1996年Joshua “JoJo” White遭歹徒持槍殺害，至今仍未破案。JoJo生前從事中學青少年輔導工作，他反對死刑，並且關心社會中的暴力和不平等對孩子產生的影響。JoJo的雙親Derrel Myers（圖）和Naomi White認為「死刑不是個案罪與罰的問題，而是跟整個社會的種族歧視、不公平、貧窮等問題相關連。一個真正講求公平正義的社會，一個尊重所有的孩子、重視多元的社會，一個能讓所有人都真正享有機會、自由和正義的社會，才能讓JoJo和那個殺他的年輕人過著有希望、慷慨付出、有愛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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