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生

葉亭君（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委員）

總是被問到的問題

參與廢除死刑運動，最常被問到的就是：如果被害者是你的家人，你還會贊成廢除死刑嗎？

5月29日，廢除死刑推動聯盟舉辦了「看見被害人」（Victims, We Care）座談，主講的是四度來台的攝影師Toshi Kazama，和Murder Victims' Families for Human Rights的執行長Renny Cushing。

那天聽他們講完，我有了一個或許無關宏旨（相對於人道人權）的回答，是小說家舞鶴的書名，「餘生」，剩下的人生。

恨暴力，不要恨那個人

Toshi Kazama自1996年起，便走訪全美各地監獄，拍攝未成年死囚。每一張照片背後都有一個悲傷的故事：

15歲男孩Michael，涉嫌強暴社區裡一位老太太。因為母親懷孕時吸毒，導致他只有8歲的智商，他寫信給祖父母，用破爛的文法說他想要一雙Nike鞋，旁邊還寫了PEACE。Sean自稱因信仰撒旦而謀殺三人；他只見過Toshi一次，卻寫信問Toshi願不願意去見證他的處決，因為他沒有親人會到場。Christina和男友一起殺死了介入感情的女孩，犯案時只有16歲。她被判死刑之後，母親只去探視了一兩次。

當然，他們都是有罪的，只是暴力不是在他們犯罪時才發生，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發生在他們的生命裡。

最後一張人像，是一個韓裔小女孩。她的父母移民到美國，開了餐廳，有一天暴徒闖入餐廳掃射，全家慘遭殺害，只有她躲在大冰箱裡，倖免於難。她花了很久的時間，才走出傷痛，但她沒有仇恨，反而希望能把力量帶給別人。後來，在同一個地方，她繼續經營父母留下來的餐廳。

在拍攝這張照片後不久，Toshi在接女兒放學的路上，遭人毆打搶劫，他失去右耳的聽力，女兒也因為目睹過程而受到嚴重驚嚇，進行了一段很長時間的心理治療。

他在醫院昏迷了很久，醒來時，看到家人擔心地圍在他身旁。他朋友說要去報復那個兇手，Toshi說不要，「我們要恨犯罪、恨暴力」，「但不要恨那個人」。

兩個Robert Junior

Renny Cushing的父親死於一場槍殺意外。兇手被逮捕後，他說他不希望兇手被處死刑，週遭的人都說他瘋了，甚至懷疑他是不是不愛他的父親？

父親死後，Renny的母親收到一張帳單，是當時送父親去醫院急救的救護車費用，75美元。這筆錢不多，他們當然出得起，但他難過的是，他的父親被殺了，他能選的只有要不要死刑，國家卻連一張帳單都不肯付？

所以Renny認為死刑不是答案。因為國家會以為只要抓到兇手處決，就是給被害人交代。他們會忘記有的家庭無法負擔喪禮的費用、有的小孩無法繼續上學、有人需要很長時間的心理諮商。

抓到兇手之後，案子開庭審理，他在法院的停車場，遇到兇手的兒子。他們都叫Robert Junior，他們都失去了父親；不同的是，Renny喜樂於父親給他的人生，另一位小勞勃卻感到羞恥。於是，Renny主動走過去，給他一個擁抱。

為什麼不要死刑？Renny說：「我的生命是父親給的，我的價值觀也是父親給的，如果我因為他的死而贊成死刑，那兇手不僅奪走了我父親，也奪走了我父親的價值。」

回家

2005年，我們邀請Toshi來台灣進行死刑相關攝影，幾位攝影的對象中，一位是受害者家屬，杜勝男的姊姊杜花明；一位是死刑犯家屬，徐自強的母親陳秀琴。

1992年11月21日，湯銘雄因為酒醉在台北市神話KTV縱火，造成16人死亡。他入獄後，仍十分暴躁不平，埋怨家人不來看他，一度自殺未遂，直到收到杜花明的信。

杜勝男是家中唯一的兒子，受到三個姊姊的疼愛照顧，沒想到在新婚三個月時，遭逢意外。篤信基督教的杜花明，掙扎了很久，才決定原諒湯銘雄。她不但透過更生團契寫信給他，也到獄中探望他。導演吳秀菁將過程拍攝成紀錄片《回家》，影片到湯銘雄獄中播放時，杜花明也前去演講。

死前，湯銘雄接受信仰，向所有受害者家屬致歉、請求原諒。他平靜走完最後一程，並捐出所有器官。

杜花明寫給湯銘雄的信裡說，「弟弟雖然死了，但是就像一粒種子埋在泥土裡，沒多久，換了新的生命，就是你。」

而徐自強這個冤案，則是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最初成立的原因。11年來，五度提起非常上訴，徐媽媽不曾放棄希望，沒有缺席過一次開會、開庭。

2005年9月，我們獲准到土城看守所拍攝徐自強。進行之前，Toshi拿出兩天前拜訪徐媽媽的拍立得相片給他，他很珍惜的收進上衣口袋裡，木訥地道謝，我們知道他心裡激動。

拍攝完成，徐自強被帶回去。我們望著他漸遠的背影，此時，才看到他伸手抹了眼淚。

一以復仇，一以紀念

廢死聯盟副召集人吳志光，也是這次座談的主持人，也講了兩個事件。

1997年2月，法國兩對姊妹在嘉年華會後遭到一對兄弟綁架並姦殺，媒體稱此案為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犯罪行為。被害者誓言私刑報復：「從今起省下每一分錢，買把手槍，在那對兄弟出獄那天，在監獄大門等著他們」。輿論激烈辯論是否恢復法國自1981年便廢除的死刑。

當時法國總統席哈克正在羅馬尼亞訪問，他打破了法國元首出訪不在國外對國內情勢發表官方聲明的慣例，主動透過媒體呼籲法國人民：司法將給予被告公正的裁判，廢除死刑是歐洲人的基本價值，勿輕言放棄。

2000年4月2日，四個失業的中國農民，侵入南京德國商人的住宅行竊，被51歲的屋主Pfrang發現，屋主與39歲的妻子、15歲的女兒及12歲的兒子，皆被殺害。這四個年齡介於18到21歲的兇手，隨即被逮捕，並被判死刑。在審判進行中，被害者Pfrang的家屬以訴訟參加人的身分，要求勿處以死刑；執行死刑前，也一再呼籲，將死刑變更為無期徒刑。

事件發生後，在南京僑居的德國與其他國籍的百民僑民，設立了基金會，紀念Pfrang一家人。讓中國貧困家庭及流浪民工的子女，有就學機會，使潛在的犯罪者，不要再走上這條路。

餘生遣悲懷

所以我的回答，不是受害者家屬都要以「高尚的情操」，放棄死刑。

而是，若我是被害者家屬，我要如何面對來日方長的餘生，如何追念親人未完的餘生。

Renny說，他看過太多受害人家屬，因為太記著親人如何的死，而忘了他們曾經如何的生。一個死亡，帶走兩個人生。

國家不應該只是發一筆賠償金、把兇手處決，就責任已了，獨留生者遣悲懷。那樣巨大暴力所造成的苦痛，是整個社會的trauma（創傷），應該用集體的力量去修補。

有死刑的社會，會太輕易地把暴力的結構性成因、療傷的複雜過程，一次性抵消。有死刑的社會，會讓每一個人，都只是旁觀他人之痛苦。

Toshi的故事，是一種餘生；Renny的故事，是一種餘生；杜花明的故事，是一種餘生；Pfrang家族的故事，是一種餘生。

若我是被害者家屬，我不要死刑，因為再奪取另一條性命也不足為道。我要的是，透過集體的重視與協助，將對死者未竟餘生的悼念，轉化成生者漫長餘生的力量；讓死亡之不義，成為改變的契機。杜花明說：「就像一粒種子埋在泥土裡，沒多久，換了新的生命」。

如此，才是合理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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